200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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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7年春天的某天。
当今皇帝的老师、满腹治国安邦之策的晁错，怕是想都没想到他会被自己的学生汉景帝以进宫商谈国事的名义骗上刑场，没有经过审讯，也没有宣布罪状，一刀腰斩下去，顿成血肉淋淋的两截，从此结束了他为效力皇家不顾家人绝亲、同僚侧目的一生。
由于事出仓促，受刑之时，他的身上仍穿着标志官阶身份的朝服。
如此诛杀当朝重臣，翻遍二十四史再也找不出第二幕。
而悲剧的起因，源于他晁错一手策划并刚刚由汉景帝以诏书下达的“削藩令”。
事情得从头说起。此时的汉帝国，号称“文景之治”。繁荣昌盛的光环下，似乎总还有着一些阴霾：诸如边境不宁、外戚集团之间的已经开始出现的明争暗斗，等等。相比于这些麻烦，最可头痛的，是那些分封在各地的诸侯势力一天天坐大起来。
汉初立国，为了藩卫家天下的统治，陆续分封了一大批刘姓同宗诸侯到各地。分封制的本意，在于以血缘和宗法制度为纽带，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地区和鞭长莫及之地的控制，达到巩固皇权、维护皇权的目的。因为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对非我族类向来警惕得很，尤其是对那些异姓功臣更是放心不下，所以，从心底里指望着同姓同宗的自家人来卫护皇权。然而，分封制从它出现那天起，就注定了是一把双刃剑。几千年来争夺九五之尊那血腥残酷的一幕幕，一而再、再而三地揭示了：最终给皇权体制带来致命内伤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分封制。它始终是君主集权制度的强力威胁，是一家一姓家天下最令人发指的窝里斗。每一位坐在龙椅上的君主，无不战战战兢兢地睁大眼睛提防着它的反噬。只要分封制存在一天，皇帝们就得提心吊胆地过一天。然而，它却又像是染上了毒瘾一样，早已深深植入了封建制度的骨子里去，欲罢而不能。
晁错显然目光敏锐地看出了问题所在。他着急地为着刘氏江山龙座稳当、传之子孙着想，力劝汉景帝及早动手翦除诸侯王势力：“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他预见性地指出了不论削藩还是不削藩，诸侯王们都早晚会造反，从而推导出与其养患为祸不如及早解决的结论。就道理上说，晁错讲的没有错。但他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解决诸侯王势力对皇权威胁的时机其实并未成熟。在这场皇权与诸侯王势力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加强皇权、削弱诸侯王势力固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如何加强、如何削弱的操作策略以及时机选择，却直接影响到主动权操之谁手，影响到最终谁胜谁输，不能不大有讲究。早在景帝的父亲汉文帝时代，贾谊就建议实行“推恩令”，采取名为施恩、实为削势的做法，把诸侯王们的势力一步步地瓦解掉。应该说，这个主意比起晁错的“削藩令”来得高明多了，不动一兵一卒就可以把诸侯王们整治得服服帖帖又暗地里徒唤奈何。但汉文帝权衡再三最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贾谊之策。因为，时势现实让汉文帝不能不有所顾忌：一者皇权还不足以强大到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地步；二者在抵御北方匈奴侵略上，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仍需借重于诸侯王们的支持。终文景之世，在解决诸侯王势力问题上，其实就是一句话：“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皇权扩张，诸方面条件已经具备，才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之计（其实就是当年贾谊的主张），但也是逐步地而不是一步到位地把诸侯王的势力分化瓦解于无形。
而他晁错的思想当中，完全没有对这些因素的冷静复杂的盘算，他用了一种近乎直线思维的方式——削藩，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直截了当地把诸侯王的势力一扫干净。殊不知此举一出，不但使汉景帝首先在“政治正确性”上师出无名，从而把控制局面的主动权拱手让与诸侯王们，自己反倒陷入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被动——因为按照祖制，诸侯王们只有在犯下重罪或者死后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他的封地才由朝廷收回，此时无端要削藩，诸侯王焉能答应？！更糟糕的是，晁错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霸王硬上弓，结果把他的学生汉景帝直接推到了一大帮诸侯王的对立面去，而原来散沙一盘的诸侯王们，此时为了共同的利益，一个个抱得紧紧的要与皇权相抗衡。面对来势汹汹的七国之兵，汉景帝拿他晁错做挡箭牌，就只能是势在必然、不得不然的唯一选择了。
晁错死了，一班朝臣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想他晁错那厮，当政之时屁股都还没坐暖，竟胆敢商量也不商量，就一下子推出多达三十多项的新法，弄得朝臣们目瞪口呆，无所适从。这下好了，没人再来瞎折腾了，大汉国祚照样可以千秋万世。
而当日七国叛军来势汹汹之时，素与晁错水火不容而借机让景帝诛晁错以谢叛军的袁盎，过了几年后因卷入皇位继承人问题，被觊觎龙座已久的梁孝王派刺客刺死。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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